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 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 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  

　　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  

　　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
　　
　　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 (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西方) 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 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 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 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 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 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 60年，分裂时期。
　　
　　西晋， 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 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 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 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 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 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 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 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就是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 “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 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  

　　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  

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步兵无情的消灭了。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 个民族的衰落。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
　　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 “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一、外来民族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 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详”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 “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 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了）。  

　　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 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 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 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 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 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 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